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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我决定，倘若无法筹得必要的资金成立这个乐团，那我就用自己的储蓄。我到乐师工会去，问他们目前的待遇。那个数字低得吓人。“这怎么能养活一家人？”

我问。他们说：“我们得兼差做别的工作。在巴塞罗那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”

我告诉他们：“好，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。在我的乐团里，每个乐师都会拿到这个数目的两倍。”

  我在城里到处寻找乐师，听了许多人试奏。有乐团经验的人很少，有些从没参与过职业演奏，但这并非我的挑选标准。我选择乐师是根据他们的潜力。最后我选出八十八位，他们构成“帕乌·卡萨尔斯管弦乐团”

的雏形。

  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名字“帕乌（pau）”

为乐团命名，而不用西班牙语的“巴保罗（pab1o）”

，对我来说很自然。小时候，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还习惯使用西班牙语的受洗名字，所以我被叫作巴保罗。可是后来我更喜欢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语名字，毕竟这才是我们同胞的真正语言。我不止一次跟我的经纪人说，我想在巡回演奏会中使用“帕乌”

这个名字，可是他们会争辩：“观众已经知道你是巴保罗·卡萨尔斯，没有人知道帕乌·卡萨尔斯是谁。”

如今替我自己的乐团命名时，我不再受此限制。

  我告诉被挑选出来的那八十八名乐师：“为这座城市带来加泰罗尼亚人民应得的音乐，就是我们乐团的目的！”

  我跟那些乐师形成默契，每天排练两次，上午九点和下午五点。可是，就在预定进行次排练的前一天，灾难降临到我身上。前几个月组织乐团的压力太大了，挫折不断，并且琐碎事务繁多。经历了太多失眠的夜晚、过多焦虑的白天，我病了。医生说我是由于神经衰弱而病倒的。在这之后，我的病由于一个不幸的插曲而恶化。我有眼睛痛的毛病，虹膜严重炎，一位眼科名医给我治疗。他给我注射了某种药剂，那一针刚打下去，我的头就倒向一边，无法动弹。我开始大量出汗，床垫都湿透了。几个小时之后，那位医生的护士来了，她不知道我已经打过一针，又给我打了一针。在那之后，我就完全无法动弹了。家人见我病得那么严重，就把我们自己的医生请来。听说了那两针，他大为震惊，说我被注射的剂量足以杀死一匹马！

于是当我的乐团终于准备开始工作时，我却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。

  我知道倘若取消次排练，在心理上会是再糟糕不过的事。如果我在这个关键时刻未能按计划进行，整个乐团可能就会瓦解。我没有告知那些乐师我生病了，一直等到他们聚集在音乐厅里，我才请人带了消息去，请他们仍旧每天集合，直到我能加入他们。

  第一个星期过去，我关照要让乐团的所有成员都拿到薪水。在没有我的情况下，他们继续集合了一周，然后几个代表来看我。“大师，”

他们说，“我们不能再接受这样的安排了。你花了太多钱了，我们不能拿你的钱，却什么也不做。”

  我知道我的回答有多重要。我告诉他们：“谢谢你们过来，可是我得坚持事情必须如此。你们遵守你们对合约的承诺，我也遵守我的承诺。乐团成员应在每天九点和五点继续集合，直到我好起来，能够指挥排练。”

我想让他们了解我对这整件事有多么认真。

  于是日复一日，我仍旧卧病在床，他们继续集合。有时他们会讨论不同的乐曲，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恩立克偶尔也会指挥一些曲目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周又一周……

  过了两个月，到了要放暑假的时候，我渐渐康复，可以去对乐团讲话了。我感谢他们对我展现出的信心，我也告诉他们期待能在秋天和他们一起工作。如今，我知道他们明白了，在组建乐团这件事上我是认真的。

  那年秋天，我们开始认真排练。那些缺少乐团演奏经验的乐师要学的很多，而那些有一点儿经验的，由于得改掉坏习惯，要学的也许更多！

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练习。一开始，我花了很多个小时训练乐团基础。我选了瓦格纳的《女武神的骑行》，这是许多乐师背熟了的作品，而他们习惯马虎而走调地演奏，我和他们把这曲子练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他们能够了解，抓住每个音符并且怀着尊重来对待这些音符有多么重要。

  我也强调每名乐师一方面必须学着像个独奏家那样演奏，另一方面则要时时自觉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，感受身为团体的一员、共同合作、以达到美的极致；人类这种团队工作的特质总是带给身为指挥的我一种喜悦，任何独奏演出都无法复制这种喜悦。

  “我们共享一份很大的荣耀，”

我告诉那些乐师，“这份荣耀在于让杰出的作品获得生命。我们也共担一份神圣的责任，肩负着以十足的诚笃来诠释这些杰作的义务。”

  要当一名真正的指挥家，必须正确地诠释作品。先，一个指挥家必须完全了解他要演奏的作品，不仅要了解演奏该作品的所有技术，以及每一种乐器的角色，还得了解这音乐的内在意蕴，以及该作品的整体性质。这份了解不能是静止的，必须不断成长，一如生命本身。一部作品不管我指挥过多少次，每次为演出做准备时我都会深入研究，在排练前花几天乃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在乐谱上做注记，仿佛我是第一次指挥这作品。而我总是会有的现。带我自己的乐团，我当然也遵照这一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