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章 苏轼与高俅 （第2页）

这即是说，人的富贵、贫贱，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。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。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，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，只能听其自然安排，个人是无能为力的。

高俅就是这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的花瓣。

南宋王明清的《挥麈（zhu）后录》就记载说，“高俅者，本东坡先生小吏，草札颇工。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，留以予曾文肃，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，东坡以属王晋卿。”

啥意思？意思是说，高俅原为苏轼手下的一名小跟班、文书，这是他的出身；“草札颇工”

，这是对他文字功底和书法水平的肯定。东坡先生先后将高俅引荐给“曾文肃”

和“王晋卿”

。这两个人都不简单。其中曾文肃是宋朝太常博士曾易占的儿子、中书舍人曾巩的弟弟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；王晋卿是宋英宗赵曙时期的驸马都尉王诜。为什么要把将高俅引荐给这两个人呢？因为这两个人是权贵圈子里的人，可以为高俅织就上升的关系网。

这就是东坡先生对秘书高俅的良苦用心。

那么，东坡先生是什么时候将高俅引荐给这两个大人物呢？元佑八年（1o93年）。为什么迟不引荐早不引荐，偏偏选择元佑八年呢？因为这年，和苏轼一样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高太后去世了，哲宗执政，新党再度执政，苏轼的仕途走入低谷，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去中山府。苏轼眼看大势已去，于是，开始为自己赏识的秘书谋出路。就是想让自己这股风托着高俅这朵花瓣落到厅堂里，得到新主人的宠爱。

1o93年9月的一天，苏轼突然对秘书高俅说：“小高啊，咱俩的缘分尽了，你另谋高就吧。”

高俅不舍，说道：“苏大人，我离不开您呀！

我还是跟上您外调吧！”

苏轼说：“不是不要你了，我其实是想给你引荐一个新主子，使你将来有个好的出路。”

于是将高俅推荐给曾布，但是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，与苏轼政见不合，所以婉拒了苏轼的举荐。于是，苏轼又把高俅引荐给驸马王诜。王诜是苏轼好朋友，接受了高俅。宋哲宗元符末年，王诜任枢密都承旨，后来的宋徽宗赵佶那时还是端王，与王诜是文字之交。一次，两人碰面，赵佶说：“今天我忘带篦刀了，想借你的梳一下头。”

王诜就从腰间取下，赵佶说：“这个篦刀很新颖可爱。”

王诜说：“我最近让人制了两把，一把还未用过，我回去后马上派人送来。”

第二天，王诜派高俅给端王送篦刀。因端王正在踢球，高俅只能站在边上等待，正好球踢到高俅身边，他便很娴熟地踢了回去。端王见高俅脚法不一般，便命他下场试踢一会，高俅果然技艺高，端王很喜欢他，就把高俅留下。

11oo年，宋哲宗病死，因无子嗣，在皇太后的支持下，端王赵佶被选为皇帝，即宋徽宗。宋徽宗即位后，大力提拔自己的亲信，其中就包括高俅。不过由于高俅没有中举，宋徽宗只能将高俅当成武将来培养。为了让高俅名正言顺地加官进爵，宋徽宗派高俅到西北前线“镀金”

。不过几年间，高俅就就成为北宋重臣，担任殿前司都指挥使，成为北宋禁军的领。与此同时，高俅还被授予奉国军节度使、简国公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尉等职衔。

这个故事可信吗？可信。

因为《挥麈后录》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是曾纡，而曾纡就是曾布的第四子、曾巩之侄。他所记载的曾家生的事情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
那么，高俅的人品如何？铁牛不敢说。说了还怕遭人痛斥一顿。

因为高俅是梁山好汉的陷害者之一。但另一方面，我还听说，高俅是个感恩的人。高俅一生有三个贵人：除了皇上赵佶外，一个是苏东坡，另一个是刘仲武。刘仲武何许人呢？前面说过，由于高俅没有中举，宋徽宗只能将高俅当成武将来培养。为了给高俅名正言顺地加官进爵，宋徽宗派高俅到西北前线“镀金”

，才有了鹅的升迁。这个刘仲武就是当时西北前线的最高指挥官。他深谙赵佶意图，所以，打了胜仗也不独吞，在报功奏折上给高俅分了很大的一份军功，使高俅正言顺地“因功擢升”

，担任了殿前司都指挥使，成为北宋禁军的领。

那么，高俅是怎么对待二位恩人的呢？他还真的报恩了。《宋南渡十将传》卷一“刘錡传”

中说：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，上即位，欲显擢之。旧法，非有边功，不得为三衙。时（刘）仲武为边帅，上以俅属之，俅竞以边功至殿帅。”

也就是说宋徽宗为抬举高俅，将其将其送到大将刘仲武军中。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从军的经历，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，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，做顺水人情。刘仲武在崇宁三年（11o4年）约十月，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，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。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。大观二年（11o8年），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，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，收复了积石军。徽宗对此十分高兴，亲自接见了刘仲武，颇为恩宠，并悉命刘仲武九个儿子为官，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。之前有刘仲武在边关对他的提携，之后他与刘仲武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。刘仲武在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打了败仗，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，是因为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。刘仲武死后，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。

再说苏轼。徽宗期间，大奸臣蔡京权倾一时，他当上宰相之后继续打击旧党。这个时候东坡居士已经仙逝，蔡京仍不放过，他把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等3o9人全都列为奸党，将他们的姓名全都刻在石碑之上以昭示天下。后世称其为“元佑党籍碑”

。《苏东坡传》里，这块碑被雷电击毁。蔡京认为是被宋徽宗派人暗地里砸坏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也是不依不饶：“碑可毁，人不可恕”

，他对这3o9人的后代也不肯放过。这时候，高俅伸出了援手，使苏轼的后人渡过难关。史载：高俅“不忘苏氏，每其子弟入都，则给养恤甚勤”

，颇为时人赞许。这个时候高俅已经身居高位了，每逢苏轼后人进京的时候，高俅都要亲自抚问，赠以金银财物，周济他们的生活。后来苏轼的三个儿子虽然没有身居高位，却都不再像东坡先生那样被一贬再贬，颠沛流离了。北宋末年，元佑党人的子弟境遇是非常悲惨的，这些人不许做官，连进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即使在流放安置之处，也时常受到当地官员的凌辱和困窘，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。苏轼的子孙在那样的逆境中能得到朝廷高官的庇护，实属不易。

不过，高俅掌管禁军二十余年间，军队“纪律废弛”

、“军政不修”

，成为“人不知兵，无一可用”

的无用摆设，以至当国家危急，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，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，以致生了震惊朝野的“靖康之难”

，作为禁军领的高俅自然难辞其咎。

铁牛说的这是历史史实，是有依据的，不是铁牛的一家之言。